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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后，李鸿章为什么喜欢长期“闲居”在“贤良寺”里？

李鸿章和贤良寺的渊源，并不是起源于甲午后。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进京觐见的时候，也常居住在贤良寺。

（一张独特的现代照片，可以解释贤良寺当年的区位优势。照片中左侧是贤良寺旧址，今天是北京校尉胡同小学，远处街口可以看到一栋大楼，即今天的王府酒店，而历史上那里就是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之所以选择贤良寺，原因非常简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地理位置绝佳。贤良寺位于北京东华门外，距离紫禁城很近，本来就是外地官员进京蒙召、办事时习惯的寄宿地，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当年就曾住过贤良寺。而到了1885年后，贤良寺隔壁的神机营衙门同时作为总理海军衙门的办公地点，李鸿章选择住在这里，实际就是办事方便，而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际上也在附近不远。捎带一说的是，李鸿章的冤家翁同龢的府邸，也在附近的不远处。

可以说，贤良寺处在当时北京城中一个独特的政治区块的十字路口位置。

（李鸿章在北京的私宅位于总布胡同，图为旧址今貌。根据近代史专家姜鸣先生考证，李鸿章最后的逝世地就是在总布胡同的私宅）

另外需要纠正一下的是，李鸿章在甲午后，并不是长住在贤良寺。事实上，李鸿章在北京拥有自己的府邸，位于总布胡同。至于贤良寺，则是因为区位好，被李鸿章选为平时会客、办公的行辕。

说闲居是不恰当的，外官进京都住寺庙会馆！李鸿章被撤去了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但还是一等肃毅伯文华殿大学士总理大臣，只是他预料到慈禧还要重用他外放他才没有搬出贤良寺另置京官标准的行馆！

贤良寺，位于北京东城，原是怡贤亲王允祥的府邸，后来捐为寺庙。因为田比邻紫禁城，常成为外地官员往来的借宿之所。由于官僚大吏频繁往来，贤良寺点缀得有模有样，这里春有海棠，秋有芙蓉，平日不妨找个“老衲”“参禅话语”，应是“四时风日好”。而对甲午后长期“闲居”于此的李鸿章，怕是别有一分滋味。

据幕僚吴永的回忆，平日在贤良寺，李鸿章的生活极有规律:早上六七点起床，吃完早点后，有公事就办，无事就看书写字;午饭吃得较多，饭后坚持锻炼和午休，醒来与幕僚谈话，不觉已到日落;晚餐吃得不多，然后看会儿书回些信就休息。一天就这么过了。不过，这应该是当总理衙门大臣之前的事。李鸿章入署后，几乎天天去衙门报到，有时也会在贤良寺办公。尤其是与外国公使见面，常选择在自己的寓所。

1899年的这个夏天，无疑是李鸿章入仕后最为醋淡的时段之一。

这期间，由吴汝伦编订的《李鸿章奏议》刊行了。他特地嘱咐儿子将《奏议》分送给老家中的各方兄弟，对于旧日门生的来信索书，他也倍感欣慰。同时期，他的《李傅相历聘欧美记》也一并刊印，并在《申报》里做了长期的广告。以此观彼，不难猜测李此期的一番心情和寻求排遣的落寞。

“闲居”的李鸿章却无“闲心”。5月21日，上谕前四川总督刘秉璋来京预备召见。3天后，李给刘发了电报，劝他“出山报国”。刘秉璋与李鸿章是世交，又是亲家，关系很好。得见故交，李鸿章一定很高兴。刘奉命召见后，迟迟没有任命，李劝刘在北京多待些日子，“且看上意如何”，但一直没有下文。不久，李鸿章也蒙召见，慈禧咨询他“各省农工商局”的事。李马上致电给上海的马建忠，让他拟定一个详细的方案来。

朝廷似乎完全忽略了他这个大学士的存在，即使被提起了，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山东巡抚硫贤指桑骂槐，指责李在山东的腐败，李只能在给友人的信中斥为“可笑”。

在听闻孙家葡、吴廷芬皆有去志后，他又是心灰意冷了，既然“不敢言归”，那就"委心任运”吧。

国事无可为，家事便更上心。在家信中，李鸿章多了点日常的唆叨，他叮嘱儿子对兄长李激章的起居要“加意调护”、操心二孙女的婚事、关心“牛孙”的读书情况，忧心老家的田产经营。言语中，退意再生。

这一年，孙毓汉也走了。年龄见高，白事渐多，本是人之常情，李鸿章这两年里不知写了多少封吊唁的信。9月24日，儿子李经方的一封家信，告知了兄长李瀚章去世的消息。最后一个手足兄弟的去世，已足够让一个77岁的老人体会到晚景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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