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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 丁戊奇荒死伤超一千万人, 为什么没有一人敢造反？

当然有人造反，但现实环境下，造不成！

被清朝官员称为“丁戊奇荒”的那场大旱灾发生在1876年到1879年的晋冀鲁豫陕地区（尤以晋豫为烈），灾情最严重的时期是中间两年，1877年是丁丑年，1878年是戊寅年，所以也被称为“丁戊奇荒”。

本身的这次大旱灾已经千年难遇，连绵数年，同期引发的蝗灾和后期的水灾、瘟疫更使灾民雪上加霜，仅死亡的灾民就达到了1300万，包括苏北、皖北、京津、甘肃等受灾地区人口更是达到两亿规模。

如同任何一个前朝一样，清政府也得开仓赈济灾民，大灾之后，免税三年，哪个朝代都不想失去人心，这几乎已形成惯例。但清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的确不容乐观，手中余粮也是无多，除了正常做法，清政府也别出心裁，开发了新的方式。

一、卖官鬻爵

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含金量高的实缺是断然不卖的，但虚衔方面可以做足文章，可能是受到了太平天国运动中“封王数千”的启智，曾国荃上书启用的这个新形式的确广受新晋士绅的欢迎，筹集了四五百万两白银。

二、国际援助

随着通商口岸的日渐增多、中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中国也不能再缩进躯壳、遮蔽信息，北方大灾荒的消息也使得日本等国家发起广泛的赈济活动；清朝政府也开始出资从朝鲜等国进口粮食；在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也踊跃加入了赈灾活动；国外华侨听闻噩耗，也纷纷贡献出自己的积蓄，以渡难关。

三、民间救助

民间救助当然不是“丁戊奇荒”首创，之前的朝代中也有善人施粥的先例，但是这次与之前明显不同。首先是影响面广，不仅仅是灾区，南方没有受灾地区的广大官绅也纷纷行动起来，与“洋赈”积极竞争，不甘人后；其次，普通百姓也慷慨解囊，构成了一次近代民族精神“觉醒”的雏形。

北方赤地千里，不乏倒毙于途，这一幕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罕见，明末的李自成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走上了造反之路，这次“丁戊奇荒”虽然八方救援，但仍属杯水车薪，总有很多吃不上救济粮的，这些灾民起来造反了吗？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写的回忆录中也指出，他在山东赈灾的时候，至少遇到过两拨灾民游说他，让他带领大家“起义”，据他亲自所见，在山东，小规模的劫掠和吃大户的行为不胜枚举，遍地都是，但始终没有酿成十几二十年前太平天国、捻军那样的大乱子。

这个结果的一方面反映了赈灾制度的中外竞争使得灾民最终得益，另一方面，还是仔细地想一想，为什么灾民会意欲团结在李提摩太的旗帜下“造反”？灾民也不傻，随着近现代武器的更新换代，造反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缺乏“国际支持”或上层支持的土法造反，造一个死一个，造两个死一双，造多少死多少。

卍【丁戊奇荒，是1875年到1879年，清朝五省并波及四省发生的，历经五年的大饥荒。而1877年(丁丑)与1878(戊寅)年饥荒达到了顶峰，故称丁戊奇荒。又因山西、河南最为严重，亦称晋豫奇荒or晋豫大饥。】卍

曾国藩他弟山西巡抚国荃说:二百年不遇之灾!真真是“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啊！民众饿死病死，官吏忧死累死，尤其民众更是惨不忍睹。为了活着，卖妻鬻子，易子而食，吃抢大户。甚至有山东灾民还想跟李提摩太起事，真有早饭的想法啊！但最多的还是走西口、闯关东向非灾区迁徙求生。刚才说了，官吏也在积极救灾，为什么还有一千万人饿死？

①大小不等的起义尤其是太平天国对农业的破坏。②清朝内忧外患花钱无数，民众税收又高。而慈禧又骄奢淫逸。③只到最后才向朝鲜、日本购粮。

江浙士绅及本土士绅努力救助。①本土士绅也被民众哄抢。②晋商的山西，竟然大户寥寥，士绅家真没余粮，都种鸦片发财呢？但钱不能当饭吃，而馍能当饭吃。③江浙士绅又太远，运输不便，虽然广设粥棚，但救助达不到预期。

本身都有华夷之辨现在更是华洋之辨。此时民众的汉民族主义还没兴起，山东、河北后来还出义和团了。清朝怕外人收买民心，士绅仇视外国，导致传教士救灾不够顺畅。他们救灾主要表现在钱上，他们对官吏也不信任而是直接交给灾民。灾民也固守“不食洋人之食”而“饿死是小，失节事大”。可怜又可恨的官吏民!人生还有比生死更重要的事吗？

“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1878年2月在日本国内为灾民募捐，媒体报道，朝野响应(包括驻日使者及华人、华侨)将善款尽可能多地买粮。他们也是事必躬亲，不通过官吏，直接救助灾民。历时29天在天津救助70000多灾民。

光绪皇帝刚即位，第二年（光绪二年，1876年）大清就遭遇了流年不利。

这一年，南方各省遭遇了大暴雨，广东、福建损失严重。而北方各省，从长江以北直到中朝边境，则出现了百年罕见的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
随后，漫天的蝗虫席卷而来，将直隶省大部啃食一遍，蝗灾过后，华北大地狼藉一片。

光绪三年（1877年），华北旱情毫无缓解，蝗虫继续肆虐，清廷脆弱的储备粮体系随即崩溃，大规模的死亡开始光临这片尚未从战争灾难中（平捻之战刚过去10年）复苏过来的苦难大地。

从1876年到1878年，从少数的死亡，到大规模的死亡，只三年时间，华北大地死亡人数就超过了1000万人，悲惨程度震惊了整个世界。

据英国外交报告称，山西和陕西两省，因交通困难，受灾尤重，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县份，百姓像野兽似的相互掠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更悲惨的是，吃人已非个别现象，人们组成不同的团伙，集体外出“狩猎”，将猎获的俘虏杀死烹食。

这不是抹黑，也不是危言耸听，在朝廷赈灾官员的记述中，也有“易子析骸之惨”的记载。

总之，华北大地成了被死亡笼罩的人间地狱。

灾荒如此严重，“天灾”固然是首因，但“人祸”占的比重也不小。
此前，清廷虽然有过“同治中兴”的迹象，但官场腐败依旧严重，许多地方的水利设施形同虚设，更糟糕的是平时常设的“常平仓”、“社仓”、“义仓”，早被侵蚀一空，这导致了朝廷储备粮制度在大灾面前毫无作用。

滥种罂粟，也是人祸的主要成因。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许多地方从衙门到农户，尽在大力种植罂粟，而且用的都是好田，反倒是赖以生存的五谷，只用贫瘠之地来草草对付。

灾难的背后是疯狂的人，都以为能挣到快钱，能挣到大钱，全然不顾田中无粮，家中无米，老天爷怎能不惩罚！

不是不想，是根本就没有能力反，晚清时期的丁戊奇荒，算得上是清朝乃至历史上最罕见的超级灾荒之一，以往的朝代若发生这般的灾荒，通常就会引起大乱，不过丁戊奇荒期间，清朝却相对比较安静，最终竟然硬是挨了过去。

清光绪元年，华北平原一带突然出现了大范围的重度干旱，而在此之前近十年间，原本多干旱少雨水的燕赵之地，却一反常态，时常阴雨连绵，永定河屡屡决口。光绪二年，旱灾开始大范围波及，因当年是丁丑年，次年是戊寅年，所以这场大灾被称作“丁戊奇荒”。

这场大灾的波及范围非常广，北至辽河内外，南达江淮，向西包括了甘肃地区，几乎整个北方都笼罩在了阴霾之下，这样的超大范围的旱灾，在古代也是非常少见。

在大灾前不久，同治年间，清朝刚刚完成了对于太平天国与捻军的平定，洋务运动开展的也比较顺利，甚至这段岁月被清朝自诩为“同治中兴”，结果这场大灾，给了清朝一记重击。

1877年，丁戊奇荒的灾况达到了顶峰状态，尤其是当时受灾最重的山西与河南两地，几乎就是“饿殍载途，白骨盈野”，按照清朝当时的记录，仅仅是山东、山西与直隶三地受到大灾的州县就达到955个，其中直隶331个，几乎就没有不受灾的州县。

更要命的是，丁戊奇荒所影响的地区，几乎全都是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所以受灾的人口，占到了当时清朝总人口的一半左右，由于这场大灾，还有旱灾时引发的鼠疫，最终造成的罹难人口超过1000万之巨。

同治年间，山西总人口大约1600万，但大灾之后，仅剩600万左右，约500万因大灾罹难，另则受灾出走，被迫背井离乡。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在上疏之中写道：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古所未见。

以往的朝代，若是因大灾引起大乱，通常都是因为救灾不力，而清朝在这方面，倒是做足了工夫，为了平息这场威胁到了清朝根基的大灾，清朝也算是不遗余力。

大灾开始，清朝就派出曾国荃与李鸿章等人，奔赴各地火速赈济。一方面，依旧按照惯例模式进行救灾，另一方面，开始组织起募捐与其他形式的救济，比如鬻爵。

虽然很多人一听到卖官鬻爵这四个字就劈头盖脸，但事实上，当时救灾而被售出的爵位通常都是一些虚衔，并没有什么实缺，而清朝当时国库里早就没什么银两能用于赈济，用这些空头支票，从有钱人那里获得银两，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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